致敬:万家团圆时,科学国士们这样过春节!(上)

作者:魏德勇来源:蝌蚪五线谱发布时间:2021-02-10

春节,本该是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日子。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科学家们或奋战在科研一线,或闭门编撰论文,或向领导汇报工作,不一而足。

2020年春节前夕,新冠病毒疫情从武汉开始,肆虐神州,国人谈之色变。1月18日,农历小年的次日,84岁的中科院院士钟南山坐上从广州南开往武汉的高铁。车票紧张,他被安排到餐车上。于是,一张他小憩餐车的照片迅速刷爆朋友圈:眉头深锁,闭目养神,桌上一堆没看完的文件……

“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钟南山善意提醒公众的话言犹在耳,但他却毅然选择逆行。那个疫情最严重的春节,他始终冲在一线,奔波于武汉、北京等地,不停地会诊、开会、接受采访等,被国人尊称为“国士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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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往武汉的钟南山教授(图片来源:广州日报网)

春节,本该是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日子。利用过年团聚在一起,吃一桌好菜,聊一聊家常,交流感情,续以亲情,一直是中国人的优秀传统和文化情缘。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像钟南山一样的科学家们或奋战在科研一线,或闭门编撰论文,或向领导汇报工作,不一而足。为了祖国人民的团圆,他们不得不忍受自己的不团圆。他们是各个领域的国士,他们永远是最可爱的人。相对他们的科研技术而言,这种精神更值得传扬和学习。

关于科学国士的春节故事,且从百年前那场东北瘟疫说起吧!

伍连德:东北抗疫的关键一仗

1911年(宣统三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二。前一天,正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春节”。

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国人一直把正月初一叫做元旦,已经上千年。从次年即1912年开始,人们才把正月初一叫做春节。

此刻,身在东北哈尔滨的大清总医官伍连德丝毫没心情管它是春节还是元旦。他正赶往付家甸镇东四家坟场,处理露荒的村民尸体。两个多月前,令人闻风丧胆的瘟疫席卷东北,30000多人染病而亡。疫情最严重的傅家甸,瘟疫夺去百姓四分之一的生命。

从海外留学归来,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的伍连德受命前往东北控制瘟疫。他先查出此次瘟疫的源头——旱獭,又叫土拨鼠,并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接着,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追索传染路径,采取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等措施。这些工作都完成后,疫情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经过科学分析,他发现控制此次鼠疫的根源是未处理的尸体,火化尸体才是最关键的一仗。正月初一,他得到朝廷同意的批复后,便下达了火化东四家坟场2000多具尸体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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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建的病毒防治医院(图片来源:小历史网)

天蒙蒙亮,坟场已围满上万市民。他们戴着特制的简易口罩,或面无表情,或掩面而泣,或号啕大哭,或跪烧纸钱。坟场几亩地见方,用铁丝围着,铁丝外站满哨兵,防止市民进入。坟场中部垒有一些棺材,四周尸体如山。这些尸体姿态各异,有的甚至两手放入衣袖、保持坐姿,估计是死前就被抬了过来。东北的冬天零下二十几度,土地冻得像钢铁一样,挖个浅坑都不容易,如何埋掉?

“伍总医官来了!”人群自动让来一条道。戴着眼镜、身穿黑色西装的伍连德疾步踏上祭台,扫视全场,用不标准的中国话讲道:“乡亲们,尸体上的病菌在零下三十度尚能存活。它们随着地下水进入河道、水井,挥发在空气中,通过呼吸传染给活人。所以我们必须选择火葬。昨晚朝廷颁下圣旨,终于批准了火葬的申请报告。我保证三天内让亲人们的骨灰入土为安!”

伍连德把雇来的200人分成三队:一队把尸体和棺材按100为基础单位,分成22堆;二队每个基础单位按10加仑的标准,用消防车在其上浇煤油;三队用炸药挖五个10英尺深、容量为500具尸体的大坑。布置完毕,他来到一队,嘱托众人注意防疫,以免染上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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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鼠疫患者尸体被集中火化(图片来源:小历史网)

午时时分,火葬开始。伍连德点火,尸体猛烈燃烧起来。大火持续两天多,直到正月初四才熄灭。事后,俄国防疫工作人员在报告中说伍连德是“中华集体火葬第一人”。

事实证明,伍连德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正月初二当天傅家甸死亡人数比前一天降低10%,只有165名。这是疫情发生以来没有的事儿。一个月后的3月1日,傅家甸死亡和受感染人数为零。伍连德马不停蹄转战沈阳、长春等地,终于于当年4月底消灭了鼠疫,前后持续不到4个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用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型城市短时间成功控制传染病的案例。伍连德被清朝廷授予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成为国内外防疫科学的权威。

而那个火化尸体控制瘟疫的“春节”,也成为伍连德生命中最难忘的春节!

竺可桢:难忘的中南海会面

“温度1-4.4℃,气压764mm,地上积雪半寸。”

1964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三。地理学家兼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书房里郑重写完日记,抬腕看看手表,正好下午13:00。他伸伸懒腰,准备到小区一边散步一边整理思绪。这个春节,他哪里也没去,只是把前期所写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的关键点进行解释。因为节前有人告诉他,春节期间中央领导要找他了解我国气候及此文的相关情况,要认真准备。

“叮叮叮”,电话突然响起。竺可桢轻轻接起电话,接到一个激动的消息:毛主席邀请他到中南海的家里见面,同时受邀的还有科学家李四光和钱学森。

稍事准备后,竺可桢即动身前往中南海。雪后初晴,中南海里琼枝玉树,雪盖堤湖,相映成趣,景色如画。竺可桢没有兴致欣赏雪景,他回想起这一年多来所走的路。1963年秋,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年会上,竺可桢在《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我国农业生产还有很大的潜力,只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日照、温度和降水,就能在原有基础上大大提高单位面积内粮食的产量。论文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也受到中央领导层的关注。毛主席就是想与他深入探讨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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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竺可桢(来源:科学网)

毛主席的住处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是两间颇为简陋的卧室:外间摆的都是图书,里间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大床,屋内的桌椅、床上也摆满书籍。竺可桢刚到外间,笑容和蔼的毛主席就迎了出来,亲切地握手。竺可桢虽然无数次想象与伟人见面的情景,但真正到来时还是有一丝惶恐。

他正想说点什么时,没想到毛主席开口了:“可桢同志呀,我最拜读了写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很不错;我总结的‘农业八字宪法’是管地没管天,看来应该在土、肥、水、种、保、密、管、工后面加上光和气两个字!”没想到主席如此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竺可桢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他慢慢地谈起自己这几年对我国气候状况的思索,也谈了写作《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的初衷和过程。毛主席一面点头,一面详细谈了中央对农业的重视。自新中国成立起,毛主席就把“民以食为天”作为农业发展的宗旨,经过一番调研后,他于1958年总结出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土(深耕土地,改良土壤)、肥(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保(植物保护)、密(合理密植)、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后来,他感觉有些欠缺,读了竺可桢的论文后才知道,原来忽略了天气的因素。

毛主席谈完“农业八字宪法”后,对于太阳光如何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碳水化合物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竺可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解。毛主席听得很仔细。

他们交流得正热烈时,李四光和钱学森也到了。屋里的气氛更加活跃。毛主席请教地理学、生物学方面的问题,李四光和钱学森则解释了地球形成、动植物的进化、煤和石油的形成等科学知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如同摆家常,显得很是温馨。

不知不觉到了下午15:30,竺可桢等人向毛主席告辞。回到家里,竺可桢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找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两本著作,连同一封致谢信,托人送给了毛主席。从此,他把这次难忘的中南海会面深深刻在心里,激励自己向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攀登。

张广厚:“冲刺”论文的春节

20世纪70年代末,在京城北郊马甸(今海淀区东南)的西南角,有两间低矮简陋的小平房。平房的主人,是因研究单复变函数理论而闻名世界的数学家张广厚。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是张广厚自己动手用砖头隔成的“两间”房,这边放一张双层木床,住着妻、女,那边放一张单人木床,一张破旧的两展桌,一把木椅,权作他的卧室兼工作室,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连同不可或缺的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

小平房见证着张广厚一家20多年的喜怒哀乐,连春节也不例外。按惯例,张广厚再忙也要陪孩子们过年,只有一年例外。

1977年除夕一大早,张广厚对妻子说王和枝说,这两天要完成一篇重要的论文,来年正月初三交给领导,这是关系到国家荣誉的事儿。原来,他昨晚去同事杨乐家做客时接到紧急通知,说来年第一季度中科院需要一篇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亏值、渐近值和茹利雅方向等方面研究的论文。据内部消息称,日本等国也在研究这个课题,一场看不见的科学竞赛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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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厚与杨乐进行数学研究(来源:科学网)

王和枝当即表示支持。作为天津工学院的数学高材生,她既是张广厚的贤内助,又是丈夫的学术助手,常常帮着查资料、校论文等。趁张广厚送孩子们去堂兄家过年的当儿,她生好煤炉,烧好水,泡好茶,只等丈夫回来就开工。

这个除夕,不像平常人家一样杀鱼煮肉、张罗饭菜,张广厚夫妇把自己关在逼仄的书房里,全力研究函数理论。一直忙到下午三点多,他们终于理清了框架。王和枝收拾院子,张广厚则热起饭菜。尽管是昨晚女儿们吃剩下的,但张广厚吃起来格外香。妻女在一起,事业有起色,可以满足了。

张广厚夫妇吃完饭后,又接着忙碌。晚上10点多,张广厚已写好了论文初稿的一半,王和枝则对初稿进行校对,并用红笔一一标出。此刻,京城万家灯火,鞭炮齐鸣,家家户户洋溢着幸福和团圆。没有孩子的欢笑,难得一分安宁,他们竟然倚在床边睡着了。

次日正是马年春节。张广厚夫妇吃完饺子,也没拜访亲友,接着开工。经过一天多的辛勤劳动,5万多字的论文《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亏值、渐近值和茹利雅方向的关系的研究》初稿在张广厚手里诞生了。他们没有急着接孩子回来,因为次日还要继续核对资料,争取正月初三上午交给领导。

张广厚夫妇的付出没有白费。2月21日,那篇春节赶出来的论文正式对外公布,意味着我国率先对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亏值、渐近值和茹利雅方向三者之间的联系进行数学论证,这是具有世界水平的重要成果。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报道《在函数理论研究中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张广厚又获世界水平的重要成果》,张广厚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科学家。

黄荣辉:失而复得的鸭子

1978年农历腊月二十八,除夕前一天,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发放新春福利:每人一只鸭子。

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排队领取,只有研究员黄荣辉无动于衷,只顾埋头推导有关行星波传播的数学公式。同事都知道他的脾气,便帮他代领一只。他顺手把鸭子搁在办公桌下。

作为当时知名的气象学家兼物理学家,在大气环流理论及热带海气相互作用研究上有一定造诣的学者,黄荣辉在生活上也有个“知名”的习惯,就是不爱计较。他吃饭只管饱,从不计较色香味;穿衣只管合身,从不计较是否合眼;睡不一定躺在床上,趴桌子、睡椅子都可以;出行只要方便就行,骑自行车是首选,因为方便……“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这是他的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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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工作的黄荣辉(来源:科学网)

黄荣辉白天研究数学,华灯初上时分才下班。他把鸭子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一边骑车一边思考关于行星波传播的数学公式。多年工作养成一个“知名”的习惯:喜欢骑着自行车想问题。

“今天晚上提前过年,煮鸭汤,公司发的福利。”他回到京城西郊的筒子楼时,第一时间喊道。

“鸭子在哪?”爱人回应道。

“在自行车,”话音未完,黄荣辉发现鸭子已经不翼而飞,“我不是挂在车把上吗?”

“呵,大活人丢了死鸭子?”爱人开起玩笑。他没有怪丈夫,因为她太了解对方了。

黄荣辉二话没说,抓过自行车就往外跑。不到十分钟,他迎面碰到同事老赵。老赵递过来两只鸭子,其中一只正是自己丢失的!

原来,老赵回家后出来买菜,在路边捡到一只鸭子。他这样推理:一是所里加班通常最晚的是黄荣辉,二是生活上最不讲究的也是黄荣辉。综合来看,肯定是黄荣辉丢的。所以老赵抓紧送了过去。

“小黄呀,你春节肯定要加班推算行星波传播的数学公式吧。我老伴说,这只鸭子就算拜年礼,春节就不再登门打扰了。”老赵道。

“太感谢你了。知我者,老赵也。”黄荣辉非常感动。在两只鸭子“相伴”下,利用假期夜以继日进行数学研究,从而为他1979年留学日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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