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70年 “四大件”早已不是我们幸福感的体现了

来源:北京日报发布时间:2019-10-10

那些曾经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老物件,已成为故纸堆中的道道墨痕,刻下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编者按:回望70年,我们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今天,就请您和我们一起穿越到老报纸记录的历史片段中,感受不同时代的北京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奋斗,体会国家发展进步给北京人生活带来的惊喜变化。

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先看家里趁什么。四大件——这个有关家庭生活水平的代名词,从百废待兴的物质匮乏时期,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的21世纪初。今天,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迅速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再也不需要用它来衡量了,它已成为历史名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三大件”升级“四大件”关键词:凭证供应

上世纪50年代,北京老百姓给好日子定下的标准还不是“四大件”,而是“三大件”。

1953年3月14日,本报刊登的《民主和睦的新家庭》中提到,北京郊区慈云寺村里的村民结婚,时兴要三大件:大衣、皮鞋、手表。这三个物件,便是村民对“脸面”的定义。

同一时期,城市居民眼中的“三大件”有所不同,分别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1982年,百货大楼东长安街分店的顾客在挑选自行车。李晞/摄

从1957年10月5日本报刊登的《自行车、缝纫机登记后供应》一文,可以看出“三大件”在当时的热度。1953年,自行车还因为销售不好而实行过赊销,但短短3年后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缝纫机的供求变化也是如此。

为此,北京迅速加大自行车和缝纫机的市场供应。即便这样,仍然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北京出现了市民深夜排队等候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的现象,一些投机商贩也乘机套购牟利。

1965年,顾客在天桥百货商场咨询如何使用缝纫机。高安才/摄

北京市商业局想出了“凭证登记供应”的办法,其中规定:需要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的个人需分别携带所在单位介绍信、本市户口簿到商店登记,每人限登记自行车一辆或缝纫机一架,待商店到货后,依次通知登记人交款取货。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老百姓追求的“三大件”开始扩容为“四大件”。

1964年,在本报记者的系列重点报道中,“四大件”开始见诸报端。

小寺街11号是牛街地区的一个普通院落,住着8户人家,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被称为“穷八家”, 没有一户有固定职业和收入。

在1964年2月28日本报刊登的《牛街巨变》中可以看到,“穷八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户夫妻俩,丈夫钱德芳当了汽车司机,妻子魏淑琴进了牛街人民公社五金厂。问起生活变化,钱德芳自豪地介绍起家里的“三大件”。魏淑琴接过话茬儿道:“不,应该是四大件!”可不是嘛!家里整齐摆放着新置办齐整的“四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当时,这8户人家里有7户人家都用上了那会儿的时髦家电——收音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器“新六件”来了关键词:市场热销

时光一扭身,跳进了喇叭裤、披肩发、迪斯科风靡全国的1978年。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推出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

仅仅几年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这“四大件”,在北京市场上已不是稀罕物。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取代它们,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新三大件”。

1982年,洗衣机刚送到农村生产队,半天就卖掉68台。 丁世儒/摄

这背后,是中国整个家电行业的崛起。

1984年,商业部对18个省市每人每月生活费收入在60元以上的高收入户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家庭对“新三大件”的需求很迫切,甚至对摩托车、吸尘器、电炊具、空调、钢琴等也有一定需求。后来的事实证明,商业部调查中所预见的“消费趋势”并未超前。

1985年1月至10月,北京市交电公司在市内销售彩色电视机21万余台,是1979年同期的75倍。那时候,传统“四大件”和黑白电视机在市民家庭中已接近饱和,彩电成了“刚需”。1985年12月28日本报一版发表的《变化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中写道,一位50多岁的男同志走进前门信托商店收购部,搬出一台七成新的夏普12英寸黑白电视机。收购员问道:“这不是挺好的吗?您干嘛卖呢?”他笑着回答:“刚买了18英寸的彩电。”

1980年,门头沟区永定公社小园大队90%以上的社员家里都有电视机。叶用才/摄

这一年,彩电、冰箱、录音机、洗衣机、照相机、电风扇被称为“新六件”。1985年人均用于“新六件”的支出,为1980年的18倍。

消费力的增强,说明老百姓的钱包鼓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到1989年,北京每百户人家的彩电拥有量达到80.5%,冰箱拥有量达到89.4%,洗衣机拥有量达到89.7%,分别比1985年的数据增长了47.3%、47.5%和32.2%。

这样的增长速度,可以说是世界罕见!

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讯娱乐“大件”流行关键词:目不暇接

发展的车轮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滚滚向前。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生活中的“大件”从之前的生活必需品朝着通讯、娱乐领域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令人目不暇接。

1990年,市民尹健花两千多元买了个BP机。当时BP机还很少见,每当BP机响起,就非常引人注目,他着实因此风光了一阵。然而没过几年,他就发现人人都如此“风光”了,倒显得BP机不稀罕了。

与此同时,作为“奢侈品”的手机也慢慢跌下“神坛”。1993年前后,一部手机在市场上可以被“炒”到三四万元,到1998年时,“大哥大”最低已经降到2500元左右。

当时有专家指出,手机从富裕阶层走向工薪阶层,在美国用了8年,在加拿大用了5年,而在北京只用了不到4年时间。

通讯领域推陈出新,娱乐领域也如火如荼。从老式录像带到VCD,再到DVD,从北京街头日渐增多的音像专卖店,到家庭电脑的流行,家庭娱乐设备不断更新换代。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大件”,便是照相机。

1961年,学生们在游玩西山碧云寺时,高兴地拍摄风景照片。 冯文冈/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仅有“红光”“国华”等国有老店十多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集体的、个体的、股份制的店呼啦啦冒出一大批,其中正规的、达到专业级的就有20余家,而全北京经营摄影器材的店不少于200家。有的商店一年可卖掉上千架相机,有的器材店一天的销售额超过10万元。

1998年3月31日本报刊登的《照相机市场“雾里看花”》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1998年全国照相机百户拥有率为14%,而北京高达78%,而且还在持续快速增长。

到了这个阶段,对于“大件”是“三”是“四”还是“六”,老百姓已经没有明显概念了。喜欢什么就置办什么,这对很多家庭来说都不是难事了。

千禧年后“大件”成历史名词关键词:常换常新

进入21世纪后,“大件”不再有明确定论,就像服装流行色一样,时常转换。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大众视野中消失的传统“四大件”之一——缝纫机又重返市场。不同的是,此时的缝纫机变得更加时尚,功能多样。它的使用者不再是为全家缝补衣服的老母亲,而是年轻人。2003年12月17日本报刊登的《缝纫机悄然重返百姓家》一文中提到,一位在外企工作的女孩,得意地拿出自己用多功能缝纫机“绣”出的作品——两头可爱粉红色小猪图案的手绢。她告诉记者,就像风行一时的十字绣一样,她和朋友们都把缝纫机当成一种时尚“玩具”。从老物件到新潮流,缝纫机重返家庭是国人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例证。

2007年10月31日本报刊登的《数字勾画北京人30年生活变迁》中明确提出:“几大件”成了历史名词。到2006年年底,钢琴、摄像机、各种中高档电器在寻常百姓家都能看见,95.7%的北京家庭拥有计算机,近五分之一的家庭有摄像机,超过十分之一家庭购置了健身器材。

到了2018年,北京家庭的消费观念向着娱乐、享受发展。来自苏宁、京东的数据显示,破壁机、吸尘器等现代智能家电成为家庭必备,销量连续四年实现同比增长200%。

这与人们日益增加的收入密不可分。来自北京市统计部门的公开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居民收入实现连续跨越式提升。198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千元大关;2000年突破万元;2015年突破5万元;2018年达67990元,约是1955年的316倍。

时至今日,什么算是“大件”,自家到底有多少“大件”,已没有人去在意,更没有人刻意去比较。那些曾经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老物件,已成为故纸堆中的道道墨痕,刻下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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