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27”的刻骨记忆

作者:魏德勇来源:蝌蚪五线谱发布时间:2018-08-08

“我就是127号!”竺可桢站起来,慢条斯理地回答道,眼里分明写着愤怒。
话说15岁的竺可桢离开家乡农村,来到号称“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后,俨然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到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一派纸醉金迷的景象。不过,一贯朴实、上进的他并没有被上海表面的繁华所迷惑,而是更加勤奋、刻苦地学习。在就读的第一个学校——澄衷学堂,成绩冒尖且擅长外交的竺可桢被推选为学生代表。某日,为了学生利益之事,他公然与校方发生争执。校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竺可桢自然被取消学籍。年轻就是资本。意气风发的竺可桢通过努力,很快考进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半年后,他感觉公学的教学内容过于陈旧,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的前身),并选择了实用性较强的土木工程专业。

竺可桢(百度百科

三易学校,竺可桢终于找对了地方。原来,这里开设的数学、物理、化学、土木工程等都是他非常喜欢的科目。竺可桢的才华得到展现:在校近两年的五次考试中,他的成绩每次名列全班第一。同时,他还通过图书馆、老师、同学等接触到大量新鲜的现代科学知识。潜移默化中,竺可桢已由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村男孩,逐渐成长为一位爱国主义者。其中的一件小事让他尤其刻骨铭心。

唐山路矿学堂校门

唐山路矿学堂校门(网络图)

“One- two- seven!”物理课上,来自英格兰岛的胖老师在课堂上傲慢地点名。见没有人回应,他又重复了一遍。

“我就是127号!”竺可桢站起来,慢条斯理地回答道,眼里分明写着愤怒。原来,学堂的教师全部是英国人。他们不认识汉字,于是便要求每个中国学生都取个英文名。可是,这些洋教师嫌记英文名麻烦,便给每个学生取了编号:比如班长是1号,学生委员是2号;

竺可桢对这种做法深为反感,但做为一名学生,又感到无能为力——总不可能和校长吵一架,再来个摔门而出吧?成熟的他把这种侮辱放在内心的最深处。50年后,竺可桢对这种感觉记忆犹新, “我们就像监狱的囚犯一样,只有编号,没有姓名。要知道,这可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呀!”

再说竺可桢的话音一落,全班同学的目光都同时集中在他身上。竺可桢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闪念间,他想起自己的老乡,越王勾践。当年,勾践为了怕自己忘记亡国之仇和做吴王夫差奴仆的耻辱,每天不但卧柴薪、尝苦胆,还让卫士对自己大喊:“勾践,你忘记做亡国奴的耻辱了吗?”往事越千年,流着越国人鲜血的竺可桢不但理解了勾践的心情,也决定做一个勾践一样的人。

青年竺可桢

青年竺可桢(网络图)

“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竺可桢默念着这句名言,坐在位上。此后,他下定决定选择一条科学救国之路。当时,由于国家的沦陷,各种各样救国、兴国的理论应运而生,比如军事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兴国、政治强国等。科学救国理论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横行霸道,是因为他们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只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就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这种理论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没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中国落后的本质是封建主义制度的腐朽、黑暗和落后;如果不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任何救国理论都无从谈起。

当时的竺可桢虽然对此认识不够深刻,但他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从此萌发,并立志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1910年夏天,带着对救国之路的思索,带着对“127”的刻骨记忆,带着对祖国兴亡的强烈关心,青年竺可桢与70多名同学一起告别在苦难中挣扎的祖国,踏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他的留学生活就此拉开序幕。

西南交大南门背面写有“唐山路矿学堂”

西南交大南门背面写有“唐山路矿学堂”(网络图)

注:唐山路矿学堂的前身为创建于1896年的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后迁唐山,更名为唐山路矿学堂,该校校名几经更易,后更为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交通部唐山大学、唐山交通大学、交通部第二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之称,但从此之后,习惯上称之为“唐山交通大学”。1971年迁往四川峨眉山,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1989年学校校部正式搬迁至成都,从而形成了成都、峨眉两个校区。2004年,西南交通大学在成都郫县犀浦镇建成新校区——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一校两地三校区”的格局正式形成。

扫码加蝌蚪五线谱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