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不得志,著书留美名——《史通》

来源:新浪博客发布时间:2016-02-25

官场不得志的刘知几,利用业余时间,写成了《史通》一书,为我国的古代史学批评建立了完善的理论体系。

  在武则天执政期间,为了巩固政权,她破格提拔了不少下层人员。在当时,不光是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做官,文章写得好的人也可以做官,甚至连普通人都可以通过向朝廷自荐当官,这样一来,很多有本事的人就得到了重用,但也有许多不学无术的人混了进来,干了不少坏事。

  当时,满朝文武虽然都清楚这种状况,但却不敢吭声。都怕惹武则天生气,会掉脑袋。只有获嘉县(今河南省获嘉县)一名小小的主簿(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壮着胆子给武则天写了一封奏章,汇报这件事。他在奏章中说:“小人的幸运,便是君子的不幸。现在当官的人太多,以至于朝野宴会、公私聚会的时候,穿红色衣服(四、五品)的官员比穿青色衣服(六到九品)的官员还多。而且现在地方官儿也更换调动得太快,忽来忽往,像蓬草和浮萍一样流转不定,他们都报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哪里还有心思干工作。希望今后陛下能作出规定,凡是当刺史不满三年的都不能调动,同时认真考察他们的功过,尤其要严明赏罚。”奏疏上达后,武则天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还很赞赏。

复建的明堂,武则天经常在此处理朝政(网络图)

复建的明堂,武则天经常在此处理朝政(网络图)

 

  这位仗义执言的主簿就是唐代著名的大史学家刘知几。

  刘知几字子玄,是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的祖父和伯父都曾在朝廷当过史官,父亲刘藏器在唐高宗时还一度当过侍御史。善于词章,文史很有造诣。在几位兄弟中,刘知几从小就十分聪明,父亲对他期望很大。他刚满十岁,父亲就让他学习记录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尚书》。由于这本书深奥难懂,年幼的刘知几学不进去,因而常常挨打。

  一天,刘知几看见父亲在给哥哥们讲《左传》,就放下手里的《尚书》,偷偷跑去听,听了几次,对《左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左传》中有很多生动的历史故事,像曹刿论战、卫懿公好鹤、唇亡齿寒等等,书里的人物不仅写得活灵活现,而且还有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比起父亲逼自己读的《尚书》有趣多了。他在兴奋之余,又想到自己功课,不禁叹息说:“书是这样,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没想到,这句话传到父亲耳朵里,父亲心里不禁一震。从此以后,便不再逼他学《尚书》,而是该教他《左传》。

  由于勤奋,刘知几才十二岁就学完《左传》。但他并不满足,又学习《左传》的注疏文字,并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许多的史学名著。他读史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十七岁时,已广泛涉猎汉代以来的各种史书。通过勤奋苦读,刘知几不但获得了大量历史知识,而且也对各种史书的思想观点、叙事体例、文字特点,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他渐渐地树立了自己的远大志向,觉得自己不能仅仅局限于了解一些历史故事,而且还要探究古今沿革状况和历史发展的大势。

曹刿与鲁庄公(网络图)

曹刿与鲁庄公(网络图)

 

  在读史书的时候,刘知几从不盲从前代史学家,总是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不该反对前辈的大学者,他却不以为然。反而更加注重独立思考,一有了新的观点就立即记录下来。日子一久,他的学问越来越渊博了。

  公元680年,刘知几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获嘉县(今属河南)主簿,这时刚二十岁。他虽然学识渊博,但不擅长官场上的周旋逢迎和阿谀奉承,再加之他性情耿直,宁折不弯,所以一直不讨上司的欢心,在主簿的位置上一待就是整整十九年。

  早在北齐时,祖珽等人就编写了一部《修文殿御览》。到唐朝初年,高士廉等人又在此基础上编了一部《文思博要》。可是,武则天认为这两部书还不够好,于是命人编修一部《三教珠英》,想要在《文思博要》的类目之外,新增佛教、道教、亲属、姓名、方域等新内容。为了编好这部书,武则天想起了向自己写奏章,仗义执言的刘知几。

  公元699年,武则天下令把刘知几从获嘉县调入定王府担任仓曹,参加编写《三教珠英》。被一同挑选来的编修者大多都是天下饱学之士,这是刘知几第一次同全国著名学者们共事。在两年多的修书过程中,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他的学识也被别的学者所了解。

江苏徐州的刘知几塑像(网络图)

江苏徐州的刘知几塑像(网络图)

 

  在古代,皇帝们为了隐恶扬善和自我吹嘘,总是派出宰相或者大臣监视史官的工作。而监修官往往把如何记载史事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便安排一些才德低劣但善于逢迎的人当史官。刘知几到京城担任史官后,很快就发现,在史馆修史很难发挥自己许多独特的创见,往往必须遵循一些陈腐的修史格式,甚至违心地去歪曲历史真相。刘知几是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对这种束缚感到十分痛苦。

  过了十年,刘知几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愤然写出辞职信。在信中,刘知几幾尖锐批评了史馆存在的资料不足、权贵干涉、监修钳制、职责不明、鱼龙混杂等许多弊病。由于刘知几的话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主管官员读后大为惭愧,实在无言以对,但又舍不得他的才华,便扣下了他的辞职信,希望他继续在史馆工作。可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却对刘知几恨之入骨。这样一来,他受到的排挤更加严重,处境愈发艰难。

  刘知几在史馆里郁郁不得志,满腹经纶无法施展,他又担心后世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便利用下班时间,躲在家里开始偷偷编写《史通》。他花了好几年时间,终于在公元710年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

《史通》内页(网络图)

《史通》内页(网络图)

 

  当初,在他写本部书时,就有人嘲笑他是个傻子。书写成后,由于他在书中褒贬了许多古今人物和史书,因而又引来许多的污蔑和指责。唯有一位名叫徐坚的学士深知这部书的价值,感叹地说:“今后凡是当史官的人,都应该把这部书当作座右铭啊。”

  刘知几在《史通》中写道,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三种本领。有了史识,才能有正确的写作观点、见解和秉笔直书的精神。有了史才,才具有编纂史书、叙述史事的能力。而有了史学,才能掌握丰富的史料,学问渊博。他提出的这三项标准,不仅当时人觉得精辟,而且得到后代史学家们的公认和发挥。

  由于刘知几长期担任史官,强烈感受到官修制度对史学家思想的钳制,因而提出了史官应该独立思考和写作历史的观点。他认为,直笔,象征一个史家的气节,是史家最可贵的道德表现,他还将历史上敢于奋笔直书的史学家誉为“烈士”。他还认为,史官说真话招来灾祸,说假话却可安然无事。所以,迫使史官说假话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统治者身上。

  《史通》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较全面的理论系统。后代史家从《史通》中不断汲取营养,促进了我国古代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刘知几的一生虽抑郁不得志,但《史通》却为他树立起一座永远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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